老理发店里的三色灯还在慢慢转，玻璃罩里红蓝白的条纹像被时间拧松了发条。我坐在吱呀作响的皮椅上，从镜子里看见窗外一辆银色轿车缓缓驶过，尾灯在暮色里拖出一道短促的光痕。那把推子贴着我后颈嗡嗡响，理发师老周忽然说，他年轻时学手艺，头一个顾客就是开解放牌卡车来的司机，那会儿车头漆成军绿色，喇叭声能把整条街的麻雀都惊飞。

汽车这东西，年轻时是件了不得的大事。老周记得，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攒了三年工资，才托人从广州弄回一台二手桑塔纳。那车发动机漏油，座椅塌了半边，可他每天收工后都要用棉纱把仪表盘擦得发亮。他学开车是在晒谷场上，教练是隔壁村的拖拉机手，教他挂挡时嘴里念叨着“离合慢抬，油门轻踩”，那口诀到现在他还能背出来。后来车卖了，换成了电动自行车，他说骑起来轻快，可每次听见远处汽车轰鸣，还是会转头望一望。

我第一次真正摸方向盘，是在驾校那辆漆皮斑驳的捷达里。教练坐在副驾，脚边放着个搪瓷缸，里头泡着浓得发黑的茶。他话不多，只在我熄火时叹一口气，然后用指节敲敲车窗说，急什么，车有车的脾气。那时候练的是半坡起步，手刹拉得咯吱响，离合器半联动点找得人腿肚子抽筋。可等到某天傍晚，我独自把车开上城市高架，夕阳正好从后视镜里滑过去，忽然就明白了老周为什么要把那辆桑塔纳擦得那么仔细。

后来有了自己的车，是一辆白色的两厢小轿车。它不贵，动力也谈不上猛，但恰好装得下周末去超市的购物袋，也装得下深夜下班后电台里一首老歌。我给它配了绒布坐垫，夏天烫腿，冬天冰凉，可就是舍不得换。有次暴雨天，我在高架桥上堵了四十分钟，前车尾灯连成一条红河，雨刷器左右摆得疲惫，我却觉得那狭小的车厢是个安稳的壳。那晚到家后，我在车里又坐了一会儿，把空调风量调小，听引擎怠速的呼吸声。

汽车改变人的方式很具体。它让县城到省城的路程从一天缩成三小时，让火车站不再是个必须提前两小时抵达的战场。我见过邻居老张退休后买了辆面包车，把后座拆掉，铺上褥子，载着老伴儿沿国道慢慢往南走。他们不赶路，遇见集市就停下买几斤橘子，看见野湖就停车钓鱼。那车漆面起了泡，排气管声音也闷闷的，可老张擦车时脸上的神情，跟当年老周擦桑塔纳时一模一样。车不再是什么身份的标记，倒成了人延长出来的脚，想去哪儿，钥匙一拧就行。

三色灯还在转，镜子里那辆银色轿车早就没影了。老周放下推子，用海绵在我脖子上扫了扫碎发，说好了。我站起身，看见门口停着他的电动车，车筐里塞着菜，后座绑着个旧头盔。他锁门时，我又瞥了一眼那辆电动车，忽然想，汽车也好，电动车也好，都不过是把人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的铁壳子。可铁壳子里头坐着的人，总要在路上想点什么，或者什么都不想，只是让窗外的树和电线杆一根根往后退。这样想着，我掏出车钥匙，走向停车场里那辆白色的小车，拉开车门时，座椅上的凉气扑面而来。